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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会年内再度提高出口退税率 税率由七档减为五档

  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的外部挑战的背景下,提高出口退税率是减轻外贸企业压力,应对困难的重要手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退税进度的措施,为企业减负、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会议决定,从2018年11月1日起,将现行货物出口退税率为15%的和部分13%的提至16%;9%的提至10%,其中部分提至13%;5%的提至6%,部分提至10%。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和面临去产能任务等产品出口退税率维持不变。

  同时,进一步简化税制,退税率由原来的七档减为五档,加快退税进度,今年底前将办理退税平均时间由目前13个工作日缩短至10个工作日。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年内中国第二次调高出口退税率。近两个月来,国常会更是三次提及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的专家指出,中国的出口退税正从产业政策导向转向规则导向。尤其是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的外部挑战的背景下,提高出口退税率是减轻外贸企业压力,应对困难的重要手段。

  11月起提高多项商品出口退税率

  会议指出,实行出口退税,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也有利于应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加快出口退税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巨大的外部压力。他表示,出口退税在性质上与补贴完全不同,后者不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而出口退税是为了避免双重征税,这正是公平竞争的要求。相较于部分产品被征收反补贴税,中国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地通过出口退税来减轻外贸企业的负担。

  “为保证公平竞争,很多国家都以零关税出口,如果不退税,企业在中国征一遍税后又在其他国家再征一遍税,相对其他国家企业就会失去竞争力,形成不公平竞争。过去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中国对来料加工贸易是不征不退;而中国的其他企业,比如进料加工贸易则是先征后退,但是征得多退得少,这就会造成一种不同贸易方式间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是一个必要的通行做法。”

  白明指出,中国的出口退税正从产业政策导向转向规则导向。他表示,此前产业政策导向的出口退税带来了更多差异化的退税率:支持的产业,比如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就多退,不支持的普通劳动密集型则少退,资源型的产业甚至不退。此次出口退税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此前退税率为15%和部分13%的商品,不论是否是政策鼓励的,一律满退。

  “按规则来说,交了这么多税在出口环节就应该满额退税,在出口前的资源、环境以及其他税收环节,差异化的政策已经起到导向作用了,未来应淡化出口环节的调节作用。当然对于高耗能、高污染以及产能过剩相关行业,出口退税环节仍起着重要结构调整作用,所以这次这部分的退税率并未提高。”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出口退税是国际惯例,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出口退税政策。相较其他国家,中国在出口退税上起步较晚,执行得也并非一帆风顺。

  他表示,中国出口退税始自1985年,彼时由于中国流通环节层层征税,越是高附加值的产品越是征税较多,损害了产品竞争力,出口退税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更是六次提高出口退税率。

  “然而,政策执行到现在存在不少阻力。出口退税应该做到及时、足额、到位,征多少就退多少,尽量零税出口,然而,尽管目前中国的增值税由17%调减到16%,但很多商品的出口退税率都是13%、9%甚至更低,究其原因在于财政部门的阻力,出口企业征得多退得少几乎是一种常态,提高出口退税率有很大的空间。”

  退税时间缩至10个工作日

  周世俭表示,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的外部挑战。提高出口退税是应对这一挑战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

  “美国对华加征25%的关税,外贸企业压力巨大,当前他们最愿看到的一是人民币适度贬值,二就是国家落实好出口退税。然而,前者容易受到外部关于操纵汇率的指责,而对于出口退税则所有人都无话可说,操作上其阻力也不在外部,而是国内。”

  在外部压力推动下,中国加快了出口退税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11月这次是年内第二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今年9月15日起,中国已经提高了机电、文化等397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多元件集成电路、非电磁干扰滤波器、书籍、报纸等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16%。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两月来先后于8月30日、9月18日以及10月8日更是三次提及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10月8日的国常会指出,要进一步简化税制,退税率由原来的七档减为五档。会议同时确定,为进一步加快退税进度,对信用评级高、纳税记录好的出口企业简化手续、缩短退税时间,全面推行无纸化退税申报,提高退税审核效率。

  同时,优化退税服务,帮助企业及时收集单证申报退税,尽快实现电子退库全联网全覆盖。鼓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中小企业代办退税服务。坚决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行为。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国常会要求,今年底前将办理退税平均时间由目前13个工作日缩短至10个工作日。

  白明表示,中国的出口退税水平在不断提高,当前低档退税商品越来越少,适当减少退税档是贸易便利化的要求。“过去可能在退税方面条款很多,鼓励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要求特别多,未来将向国际上靠拢,越来越简化,该退多少税一目了然。出口退税也会逐渐放下原本不应该由其承担的义务。”

 

  他表示,国常会要求加快出口退税的速度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而这需要打破一些部门的利益藩篱。“既然要退,就不要老扣着不退,一些部门往往征得痛快,退时却迟迟不退,或不足额退,效率低下背后还是有些部门不想退,而这也正是国常会明确作出期限要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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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实干:魏建军谈中国汽车如何走向全球

  说真话,做实事,一位汽车老兵的坚持

  2024年,新浪财经先后发布两期魏建军访谈节目,在行业内外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位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中国汽车从蹒跚学步到纵横四海的资深车企掌舵者,对行业清醒的判断和极具建设性的犀利评论,在众声喧哗中,提供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冷静声音。

  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中,魏建军是一位绕不开的名字,也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存在。1990年,年仅26岁的他临危受命,接手了当时濒临倒闭、债台高筑的长城汽车(21.030, 0.08, 0.38%),从此开始了他与汽车行业延续至今的缘分。

  魏建军从接手长城伊始,便展现出强烈的工程师气质与实干精神。他深入车间,与工程师一同钻研技术,短短三年就使公司扭亏为盈、踏上快速发展的轨道。三十五年来,他带领长城汽车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一条不投机、不取巧、扎实发展的独特路径。

  

 

  面对复杂行业周期和关键抉择,他常常逆势而行、坚持理想,虽受到过质疑,却也屡屡被时间证明其卓识远见。在众多汽车创业者中,他始终秉持制造业的技术信仰与务实精神,不投机,不取巧,一步一个脚印,带领长城成长为中国制造的坚实代表。

  五月春夏之交,在长城汽车保定总部,魏建军再度面对媒体。时间荏苒,国际形势与行业周期都瞬息万变,而魏建军仍然是那个不绕弯、不怕冲突的仗义执言者。他谈行业乱象,谈造假风险,也谈中国汽车如何真正走向全球。他没有激进的口号,更多是一种守正求是的力量。在这个算法主导、效率至上的时代,他的坚持显得格外稀缺。

  历经三次访谈,主持人邓庆旭感慨万千:越是深聊,越会觉得魏建军是座取之无尽的富矿。而比行业洞见与思考更珍贵的,是他身上的那股子劲——像发动机般激情澎湃、不知困倦,永远对汽车充满深挚的热爱和期许。

  “魏总作为一个老汽车人,他是一个亲历者,既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也是一个汽车行业发展到繁荣的一个亲历者,还是一个对汽车技术流派非常了解的一个汽车的技术人,非常难得的。”

  如今,中国汽车正处于极为复杂的演进周期,未来将要如何全面走向世界舞台,这一问题的答案,无法仅仅从市场表象数据或人云亦云的碎片化信息中得出,唯有回到现场,回到一线制造者的经验和判断。在这个行业发展的关键节点,人们需要听到真实的声音。而魏建军,这位被称为“行业清醒者”的企业家,正是那个敢说真话、能说真话的人。

  常压油箱后患无穷,车企守信才有未来

  作为一位深耕行业35年的汽车老兵,对于汽车,魏建军有热爱,有实践,有思考,更有沉甸甸的责任和期待,如他所言:“我做汽车就35年了,在80年代,中国那汽车产业是非常落后的。所以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特别珍惜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这三四十年,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我是(改革的)见证者、践行者,也是想做捍卫者”。

  魏建军的“捍卫”,绝不仅说说而已。

  在当下舆论分裂、行业竞争激烈的背景下,魏建军的言行常常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有人质疑他为何频频发声揭示行业乱象,甚至讽刺他“吹灭了别人的灯,自己也好不了多少”。面对这种声音,魏建军的回应直白而坚定:“关键是什么灯——如果是鬼灯,我一定要把它吹灭。”

  作为一位带领长城走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企业家,魏建军深谙“风物长需放眼量”的道理——企业想要站稳脚跟,品牌想要取信于消费者,必须真材实料、稳扎稳打,不能为了眼前小利抛却诚信:“做一个事啊,还是要再长,看长远,是吧?这个不是解决当下的问题,是解决未来的问题。”

  更何况,个别企业不诚信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会牵一发动全身,如涟漪般扩散成对整个行业的不信任,其负面影响周期也远比许多人想象的更为漫长,恰如当年三聚氰胺事件重挫中国乳业口碑。魏建军绝不希望看到类似的悲剧在汽车行业重演。

  

 

  在魏建军心中,这一争议事件的焦点,根本无涉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而是关切整个行业的底层基础——诚信与安全,更牵系千千万万普通用户对中国制造的信心和信任。举报不是一场战斗,而是对行业底线的一次提醒。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赛场上,中国制造要真正获得世界认可,必须建立起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和基本的技术诚信。要跟别人同台竞技,不能在规则之外做文章,就像参加奥运会,不吃兴奋剂是最基本的底线。

  “我认为不是长城的事情,这个事件说大了是这个社会的、行业的,我相信,不是我在看,是用户在看,行业在看,甚至我们的民众在看。不是我在等待(结果),是大家在等待。”

  魏建军的坚持,是一位制造业老兵的底线思维。他不接受模糊地带,不容忍技术和法规标准被悄然稀释。在新能源行业普遍追求速度、蒙眼狂奔时,他始终相信:一个行业的真正崛起,必须建立在对制度的尊重和对规则的捍卫之上。尤其是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当口,诚信,是最底层的竞争力。

  行业失序与造假风险:魏建军的警钟

  而常压油箱还只是冰山一角。更让魏建军担心的是中国汽车繁荣表象之下的隐忧与暗疾。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崛起,发展到如今年销千万辆的体量,成为国家支柱型产业。这一成就背后,是无数汽车人的辛勤和创造,也是国家层面政策扶持与工业积淀的总和。在许多人看来,如今的中国汽车行业无疑是花团锦簇,尤其新能源汽车,在政策支持和企业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不但在国内市场一再创造销量神话,出海尝试也佳报频传,眼看已经在国际市场打开局面,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作为汽车行业的观察者和参与者,魏建军在为中国汽车的成就感到振奋的同时,却也透过漂亮数据的迷影与狂飙突进的热潮,窥见了行业隐藏在销量神话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以及被资本洪流裹挟的深层危机。

  近年来,新能源车企之间的价格战愈演愈烈。原本关乎效率与结构优化的竞争,早已偏离航向,逐渐畸变成压垮供应链、消解品牌价值、透支消费者信任的恶性循环。这样彼此消耗的零和游戏,并非市场自然选择的良性表现,更非利好消费者的大好机会,反而更像一场会将整个行业拖下水的恶性竞争。

  魏建军直言,当下车企之间卷价格,已经演变为恶性竞争,倒逼上游产业降本,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供应商现金流断裂、整车质量和可靠性下降、消费者信心丧失,乃至二手车市场出现0公里二手车的怪象,“它上完牌照就算注册了,好像卖出去了,但是又回到了二手车(市场),二手车怎么会是0公里呢?”。

  在魏建军看来,这一切行业乱象、怪象,都是过度资本化的恶果。他不否认资本对行业的推动价值,却强调若资本成为唯一的驱动力(10.430, 0.33, 3.27%),企业容易迷失于估值数字,而牺牲长期的财务健康和品牌建设。在蒸蒸日上的销售数据背后,是盈利艰难乃至亏损的车企。

  “纯电车实话实说,亏损都特别严重,根本就形成不了一个商业闭环,现在资本该赚的钱已经赚走了,甚至一些老股已经卖掉了,只剩到这个产业了,所以今后怎么发展?大家还都在赔着钱卖。”

  针对这些情形,魏建军已不止一次发出警告,剑锋直指当下新能源汽车过度依赖补贴和资本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他的判断一次次被时间佐证。

  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行业内外对这些恶果的认识逐渐加深,但遗憾的是,价格战仍未有停止的迹象。“这样持续下去,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这个产业安全实质上会遭到严重的威胁。现在汽车产业里边的恒大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是没爆而已。”

  这不是魏建军第一次谈及车企的财务问题。早在去年,魏建军就喊出了掷地有声的“长城愿意出钱给全行业做审计”的宣言。魏建军的焦虑根植于对这个行业的热爱,以及希望友商都能务实求真、共同将中国汽车推向世界的期许。

  恰如魏建军所言:“这个汽车行业代表着中国的脸面,我们将汽车卖到全球,我们接触的全球的用户,这个影响力是巨大的。”

  在一个必须要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的时代,在一个告别速度崇拜、迎向质量拷问的转折点,魏建军的坦率和诚恳,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繁荣的表象之下,可能藏着结构性失衡的暗流。当做实事的人越来越少,做市值的人越来越多,危机早已悄然潜伏。如果不及早厘清规则、回归理性,所谓“中国汽车神话”,或许将因信任塌方而崩解。

  “不要让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支持起来,包括新能源,我们现在也有政策支持,不要让这么多的支持,我们汽车工业又是列为了我们重点发展的支柱工业,支柱产业,不要让这么多年的心血打了水漂。”

  

 

  以求是探索出海新路径:全动力与小型化

  与许多车企的夺人眼球的宣传口号相比,魏建军的逻辑显得保守。他更少谈“爆款”,更多强调“技术自主”;他不追求发布会的光鲜,而一再强调必须实事求是,勿要夸大其词。

  他有胸中理想长明的火焰,但更有清明的眼睛,无论是在怎样高歌猛进的繁荣中,都始终保有一股冷静,一份时刻反思、时刻寻求改进的谨慎与务实之心。“我们的进步应该得到肯定,可圈可点的。尤其是近十年,就是电动车这块的发展,可以说国家也付出大的代价来支持这个产业。但这个产业,我认为还有很多的改进的空间。”

  如果说魏建军的行业反思表现为清醒的担忧,那么他的出海思路,则更接近一种系统性的战略谋划。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魏建军提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的“求是”路径。

  不同于将“出海”理解为简单的产品出口或品牌营销,长城汽车提出的,是一个基于全动力、全场景、全球化”的逻辑体系。它试图以中国制造的新能力,为全球不同国家、不同气候、不同消费层次,提供真正有价值、有适应性的出行方案。

  这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国际化愿景,也是在以自身实践回答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大命题——如何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如何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实现技术自立与品牌出海的双重突破?

  魏建军给出的答案是:汽车的全球化不能是单引擎驱动,它要以多路径技术融合为支撑,以合规能力与本地化服务为落点,在全球车市赢得真正的话语权。

  魏建军认可电动车的诸多优势,然而,正如他在采访中指出,电车虽有诸多优点,中国新能源(2.980, 0.06, 2.05%)方面的发展也颇具优势,却并不能只以电车回应全球复杂的消费需求。魏建军举了非洲和俄罗斯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前者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设施有限,当地客户更偏向柴油车;后者不乏极寒天气,电动车缺少用武之地。

  因此,在动力路线方面,长城从未放弃多面探索、全动力发展的路径。今年上海车展发布的4.0T V8发动机正是这种战略思维的具象化呈现——这种在高性能、高负载场景中格外稳定可靠的燃油发动机,不但填补了中国自主品牌大排量技术空白,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越野的实力。在行业普遍砍掉燃油研发投入时,长城用V8突破证明:传统动力与新能源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油电平权”的共生生态。

  在近日的一场活动上,长城更是发布了其专为旗舰豪华车型打造的全动力智能超级平台,兼容五大动力,全球首创。可以说,在长城汽车的全球版图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技术,只有因地制宜的动力解决方案。

  在电动车赛道,魏建军的务实精神同样鲜明。他倡导小型电动车战略——小型车高度适应城市通勤这一使用场景,占道少、能耗低、停车容易,同时也契合国家提出的“双碳”等环境友好政策方针,能够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的愿景。而小型电车在出海上亦具有独特的优势,其经济环保的特性高度适应全球多个地区消费者需求和政策法规。在这个维度上,长城汽车代表的是一个中国品牌如何将“现实主义的智慧”与“全球主义的眼光”结合起来,构建中国制造崭新的国际形象。

  换言之,这一切的基础,还是要回到务实,回到“求是”。

  做行业的清醒者,求是的路从不孤独

  在与魏建军的每一次对话中,都能感受到一个造车人最朴素的逻辑:做产品、讲信用、看长远。这或许也是因为,他对汽车的感情,远不止于职业。他对行业的判断与警醒,也不仅仅源于企业家的风险管理。那是一种更深层的愿望:这个他参与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产业,能够走得更远、更正、更强。

  被问及“求是”与人们常说的“求真”有何区别时,魏建军答道:“求真呢更多的是发现问题,就好像一个火把一样,看到问题了。求是呢,就是拿着火把看到的这个隧道里面我们如何走出这个困境,我们拿着一个导航或地图,把事儿做完整,这叫求是。”

  对魏建军来说,“求是”不仅是宣之于口的态度,更是日复一日的实践中,寻求破局的方法论。在长城,魏建军将“诚信”作为关键的企业文化。他自豪地说:“我这有很好的口碑,我们这不压榨供应商,我们跟经销商有健康的合作,我们的员工,得到充分的尊重。”

  对于外界的喧嚣,无论褒奖抑或质疑,魏建军似乎都看得很平淡,只是一如既往走在选定的道路上,持续为热爱的汽车事业发光发热。

  面对那个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你这么多年,坚持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大实话。一路走来,你会不会觉得很孤独?”,魏建军笑了:“没什么孤独的,我觉得很好,真的。我根本就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我只不过做了一点,良心上能让我能过得去的事儿,把车做好,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我也没觉得孤独。”

  尾声

  如今,中国汽车站上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舞台,但这场全球化,不是简单的销量扩张,而是一场制度、文化与品牌的深度接轨。中国汽车不能只靠政策驱动、估值刺激,而更需要制度规范、品牌共识、诚信机制的稳固支撑。这也是魏建军一再强调“求是”精神的原因——只有脚下踏实,世界之门才会真正打开。

  在这样的路口上,像魏建军这样的“求是者”,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他们是行业的定锚者,更是制造业长期主义的守望人。

 

  在浮躁的汽车行业中,魏建军的价值不仅在于他说了什么,更在于他做了什么。从一辆车的制造到一个企业的经营,从行业的规范到国家的形象,“求是”二字贯穿始终。他不是一个悲观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他说真话,也做实事。他所捍卫的,不只是长城汽车的未来,而是整个行业的尊严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