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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将推动垃圾分类正式立法 罚款不低于上海

  央广网北京7月4日消息(记者李文蕊)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继上海开展强制垃圾分类之后,北京的垃圾分类立法工作也提上日程。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城管委了解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已经列入2018-2020年立法规划。新修订的条例不光对单位,对个人也要明确垃圾分类的责任,且罚款不低于上海。

  和上海不同的是,北京的垃圾分类标准将垃圾分为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它垃圾和可回收物。北京每天会产生将近2.6万吨的生活垃圾,目前全市29个垃圾处理终端设施都在满负荷运转。垃圾如果清运、处理不及时,就会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近些年,北京的垃圾分类是在爬坡前行,不断升温,但远未达到沸腾状态。可以说,北京的垃圾分类已经从宣传教育悄然向制度立法转变。那么,北京的垃圾分类到底何时进行,怎么进行?和其他城市相比又有哪些区别呢?

  作为先行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上海推动垃圾分类也引起一些城市效仿。6月18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孙新军在直播访谈节目中表态,北京也将推动垃圾分类立法。他说:“垃圾再不减量,首都不堪重负。垃圾分类的主力在基层,决定因素也在基层。垃圾分类的管理责任人不组织分类,或者分类不符合要求,拒不整改的,要移交执法部门处罚。要逐步建立不分类不收运这种倒逼机制,以后你住的小区,垃圾如果不分类或者分不好,环卫工人就会拒收。如果三天垃圾不收,这个小区就没法待了。”

  据了解,早在2012年,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了政府部门、物业等管理责任人、收运处置单位、垃圾产生单位的责任和罚则。但是物业等管理责任人对居民个人参与垃圾分类仍缺乏有效的管控手段,缺乏约束和强制,导致垃圾分类居民参与率增长缓慢。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已经列入2018-2020年立法规划。新修订的条例将不光对单位,也将对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任,以立法方式使软约束逐步“硬起来”。孙新军说:“强制分类必须得到立法的支持。新修订的条例将对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任,不分类就违法。上海已经明文规定,混合投放垃圾最高要处以200元罚款,而北京也不会低于这个数。”

  为了将北京的垃圾分类工作进展得更加顺利,北京市率先在党政机关开展了垃圾强制分类。其中,在134家中央单位的带领下,有将近2500多家市区党政机关、2300多家公共机构加入强制分类的队伍,这些公共机构包括学校、医院、商超和旅游景点,基本上覆盖了人群集中、垃圾产生量大的区域。

  除了上海和北京,浙江、河南郑州等省市也都纷纷迈入垃圾分类的“强制时代”。先来看看目前广受热议的北京和上海。上海垃圾分为“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而北京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从字面上来看,二者有区别的地方就在于,上海的“干垃圾”和“湿垃圾”到了北京就变成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但从本质上来说,二者虽然名称不同,但在投放、运输、处理操作等方面其实都是一样的。

  在处罚程度上,目前,上海已经明文规定,个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垃圾,最高可罚5万元。而北京的新修订条例,罚款数额不会低于上海。此外,从实施进展上来看,目前上海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全民垃圾分类”阶段,而北京正处在“爬坡前行期”。目前北京市已在全市30%的乡镇街道创建了100个垃圾分类示范片区。今年,示范片区覆盖率将达到60%,覆盖200多个乡镇街道。

  再看看其他城市是怎么施行的。在河南郑州,垃圾分类方法和北京完全相同。而在处罚力度上,根据《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未按照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会先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未改正者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而在施行进展上,郑州和北京基本相当,今年年底覆盖率要达到70%。

  在浙江,生活垃圾的分类方法又玩儿出了第三种花样,共分为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四类。和之前对比上海、北京时一样,有所区别的“易腐垃圾”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厨余垃圾”之外,还包括产自饭店食堂的残羹剩饭等这类餐饮垃圾,以及生鲜垃圾。值得注意的是,浙江金华的实施进度比北京、郑州都要快,8月1日起金华就将进入严管重罚期,其处罚力度和郑州基本一致。在台湾,垃圾分类主要分为资源垃圾、厨余垃圾和一般垃圾三类。

 

  在国际上,日本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具体分类规则由各个县市区自己确定。其实,垃圾分类并没有必然的好与坏之分,只是方式要讲究因地制宜,做法应该是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我们现在依然处在最初的习惯培养期,需要每一个人从主观上将“垃圾分类”变成一种生活习惯,逐渐让垃圾分类的“强制时代”演变成为垃圾分类的“自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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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最新表态:存储芯片供应紧张的局面将持续数年

  当地时间6月7日,英伟达CEO黄仁勋在韩国表示,存储芯片供应紧张的局面将持续数年。

  另据韩国媒体报道,黄仁勋与SK集团会长崔泰源将于周一(6月8日)宣布合作计划。黄仁勋说:“我们的合作覆盖多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中央处理器、新型个人电脑以及机器人(15.870, 0.30, 1.93%)技术。此次会面就是为敲定相关规划。”

  黄仁勋:内存短缺将持续数年

  6月7日,黄仁勋时隔七个月举行“Kkanbu聚会”。他当天造访了首尔三成洞的Kkanbu炸鸡店,去年他曾在此与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共享炸鸡啤酒。此次,他与SK集团高管们共饮啤酒。

  据韩国媒体报道,黄仁勋一行与SK集团会长崔泰源、SK海力士社长郭鲁正、SK电讯社长郑载贤同席而坐。餐桌上摆放着炸鸡拼盘、凯利啤酒瓶和烧酒瓶。SK高管们手撕炸鸡,黄仁勋与他们碰杯共饮生啤。

  在店内交谈约30分钟后,黄仁勋向店外的记者分发炸鸡,崔泰源则分发SK海力士“HBM芯片”零食袋。崔泰源还为部分市民持有的半导体基板模型签名。

  黄仁勋对媒体记者表示:“我们的合作覆盖多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中央处理器、新型个人电脑以及机器人技术。此次会面就是为敲定相关规划,明日或将公布具体内容。”他补充道,“托尼(崔泰源)和我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谈及全球存储芯片短缺问题时,黄仁勋指出:“我预计这种情况还将持续数年。”他说,“整个行业供应链,从晶圆、封装到硅光模块等环节均供应不足,根源在于市场需求居高不下。这一紧缺状况还会持续数年。”

  黄仁勋与崔泰源会长并肩而坐的位置,正是去年11月他会见李在镕和郑义宣的同一地点,两人还进行了“交杯酒”仪式。

  与此同时,崔泰源将于当地时间6月8日上午8时30分在首尔钟路区瑞麟大楼与黄仁勋再次会面。SK集团相关人士透露:“这将是30分钟的会议,在私下会晤后说明英伟达与SK之间的合作方向。”

  另据NewSis报道,黄仁勋和崔泰源将于8日上午直接向媒体宣布“SK-NVIDIA”合作计划。

  谈及与李在镕的会面,黄仁勋表示:“他正在出差。”并补充道:“几周前他来加州看我,我们共进了愉快的晚餐。”黄仁勋还暗示将于8日与三星电子副会长全永铉会面,当被问及相关问题时回应:“我很期待与他见面。”

  英伟达将在韩国设立研发中心

  据外媒7日报道,英伟达将在韩国设立研发(R&D)中心,目前已开始招聘相关人才。该中心预计将成为英伟达加强与韩国人工智能(AI)技术合作的重要据点。

  据报道,英伟达未来计划与三星、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主要企业携手强化AI供应链,并在机器人(Robotics)和物理AI(Physical AI)领域展开合作。

  黄仁勋表示,他此行为韩国带来了“众多商业机会”这一惊喜礼物,同时首次公开了英伟达在韩国建设研发中心的计划。此前,业界曾预测,黄仁勋此次访韩可能推动英伟达在韩国建立AI相关研发中心,如今这一计划已被正式确认。

  黄仁勋表示:“我们已经开始招聘相关人才,并计划在新的园区持续扩大招聘规模。待人才储备达到一定规模后,我们将立即启动研发中心建设。”

  他指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以及先进制造业环境,是英伟达决定在韩国设立研发中心的重要原因。

  6月5日,黄仁勋发布了芯片行业的重要消息:三大存储巨头——三星电子、SK海力士和美光科技均已获准供应英伟达下一代Vera Rubin平台所需的最尖端高带宽存储器。

  黄仁勋此次访问正值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存储芯片需求激增之际,这为韩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

  作为英伟达HBM产品的主要供应商,SK海力士上个月市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加入竞争对手三星电子和美国美光科技的行列。

  近日,英伟达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在美国银行全球技术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随着新一代芯片的推出,英伟达认为其可触达市场(addressable market,即潜在市场规模 )有望翻倍。

  美国银行在克雷斯发表主题演讲后重申了对这家芯片制造商的“买入”评级及350美元的目标价,该目标价较周五(6月5日)收盘价有70%的上涨空间。

  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维韦克·阿里亚在报告中写道,英伟达凭借其新创新获得的增长空间十分可观。他援引英伟达的预测称,每一代新系统都能显著扩大公司的可触达市场:从当前Blackwell Ultra的每吉瓦约400亿美元,到Vera Rubin和Rubin Ultra的每吉瓦600亿至800亿美元,再到Feynman的每吉瓦约1000亿美元。

 

  阿里亚指出,尽管具体数字可能存在差异,但英伟达每一代都在覆盖AI系统中更多的环节。阿里亚还将英伟达称为“多元化之王”,这得益于其同时为超大规模企业以及日益增长的AI云、工业和企业公司提供服务的混合业务结构。